【我和我的母亲】1~3 (第10/19页)

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要

    看“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”了，“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”。上大学

    之后，我才知道９７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父亲办养猪场

    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“嫖”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家

    里的存款，爷爷奶奶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

    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２万缺口。当时姥

    姥糖尿病住院，姥爷还是拿了３万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５万，还缺４万。这

    真的不是一笔小数，母亲当时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。

    家里不时会有“债主”上门，一坐就是一天。奶奶整日以泪洗面，说都是她

    的错，惯坏了这孩子。爷爷闷声不响，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。爷爷也是个能人，

    平常结交甚广，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幺人能借钱给他。母亲整天四处奔波，

    还得上课，回家后板着一张脸，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。

    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。最初哭过几次鼻子，后来也就无所谓了。最难

    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。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，教地理兼带体

    育，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，每天早上５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。母亲

    ４点多就会起床，给我做好饭后，再去睡个回笼觉。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，

    毯子功不说，压腿下腰什幺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。有天匆匆吃完饭，蹬着自行车

    快到村口时，我才发现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