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6章: 牵一发而动全身（9） (第3/5页)

立的立场，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，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。

    王芸生笔峰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是关乎国家、社会和人民，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、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。

    在报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，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；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。

    王芸生表示：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：取消新闻检查，开放言论自由；有新闻检查，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；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，只闻谀词，身入云端；政府一切好，绝对无错。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，而不自检；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，以至于否定民主，远离人民。

    王芸生十分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，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。

    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《新闻事业与国难》的演讲中说，新闻“第一要平常化。不矜奇，不立异，老老实实，平平常常，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，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。”

    抗战期间，王芸生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，使《大公报》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。

    《大公报》在重庆、桂林、香港三地同时发行，后来又在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香港四地同时出版，总销售量达0万份，为当时各报之冠。

    王芸生坚持“文人论政”思想，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。

    《大公报》将王韬、梁启超等人开创的“文人论政”传统推向顶峰，关心政治，畅言国事，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、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将中国“文人论